1928年夏季，我从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，和同了5年班的好友阮冠世一同投考当时就全国闻名的私立我校。北京考场中，我们有幸成为200多人中仅有的考进南开的两个。从女子中学到男女同校的大学，从北京初次离家到天津，从走读到住校……哈!对我来说简直是改天换地，充满了异样、新鲜、兴奋的感觉。而且又能和好朋友在一起生活和学习，出入与共，甭提多么快活了。下面就分段谈谈我回忆中那时的我校。
一、西柏树村
西柏树村，简称西村(现在专家楼、谊园的旧址)，是我进校时惟一的教师住宅区。前排8所，后排6所，两头各两所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群落。我们女生宿舍就在前排中间的5号和6号。当时全校女生只有30来人，每间3人，住得很宽裕。因为地处教师住宅区，女生们和一些师母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比较熟。这使初次离家的我们感到了家的温暖。记得最令我们爱戴的是黄钰生教授的原配夫人梅美德。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小妹妹，常约同学们去吃饭，要不就来宿舍看望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70年后的今天，这一切，包括她当时的音容笑貌，还仿佛就在我眼前耳边。
每次考完试，暑假来临之时，我和阮冠世总不舍得立刻回家，愿意享受一下西柏树村的清净日子。宿舍里几乎没有别人，我们看书、游玩，好不自在。思源堂(现在的旧化学楼)西边有一个大钟(抗日战争时被日寇掳走)。钟旁有一个挨墙子河的码头，有船租。从这儿上船往南可通到青龙潭，那是个挖土做砖形成的大水塘，也就是今天的水上公园了。而从码头往西划是通向英租界，还可北至卫津河。暑假里，有的老师就会约上一批放假不回家的男女学生，泛舟青龙潭。
在离开学校十几年后的1946年11月，我和吴大任带着我们因躲避战乱而在四川出生的两个孩子，一家人互相扶持着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南开园，住进了西柏树村。
二、在南开的学习生活和教师们
我就读数学系，系主任是姜立夫教授；阮冠世读物理系，系主任是饶毓泰教授。理学院还有化学和生物系，邱宗岳教授是理学院长兼化学系主任。生物系主任是李继侗教授。我一年级时的必修课是姜先生教的微积分、饶先生的物理、司徒月兰先生的英文和瞿兑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。由于姜先生的建议我还选修了商学院由何廉先生教的统计学。
那时我校的理科教授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。所以课本多为英文版，讲课也多半用英语。幸好我在中学的数学、物理课本也是英文的，看书和听课还不至于困难重重。
姜先生上课，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纸。他讲课非常清楚简洁，板书也整齐，记笔记很方便。他从国外订购了一套几何模型，有时会带上一个模型上课，对学生了解空间及作图有很大帮助。有一次他讲到极有意思的地方，忽然把右脚向左脚一并，同时叫上一声“All right!”随着他的情绪和举动，同学们立刻受到感染，并对数学更加喜爱。在每一堂课后，姜先生必留作业，限定第二次上课放在讲台上。第三次上课时发下来，已经都改好了。如果有很多的数字计算，就要我们在小方格纸上把每个数字整整齐齐写在格子里；发下来时，即使有一个数字错了也被改正。这使我们写作业一点儿也不敢苟且。
教物理课的饶先生上课别具风格，除讲课外，特别喜欢提问学生或鼓励学生发问，课堂上生动活泼，师生融为一体。一次，他讲到分子运动的速度时，我举手提问：“那为什么烟囱冒出的烟那么缓慢呢?”饶先生不是斥我无知，而是先鼓励我说：“问得好!”然后再加以解释。有时他讲理论，让学生举例，无论举例正确与否，他总是表示欢迎。这样上课学生容易接受，并且增加了对物理的兴趣。
何先生教的统计学是商科二年级的课，他们一年级时学了经济学，我没有这个知识，听课有时不懂。何先生也用英文教课，内容有很多是有关物价指数的问题，而我对经济是一窍不通，学习有困难。幸而留的作业都是查指数，大量的指数作业往往花掉我周末的半天。我看商科二年级女生很轻松，后来才知道，她们是一人做、多人抄，所以不费时间，只有我亏了。学期末考试，我只得了75分，这可是我有史以来的最低分。我拿着卷子去问何先生：“我认为我都答对了，为什么只有这个分数?”何先生说：“因为你没有用英文答。”到了第二学期，我发狠自学了英文本的经济学，学年考试时，用英文答卷，果然得了90多分，我好像是出了一口气。20年后，由于国民党不让张伯苓兼任我校校长，何廉任了校长，那时我也成了南开的教师。一次教师会上，他坐在长桌一端的主席位上，忽然发现我就坐在远远的另一端，立刻把我叫去坐到他身边。想不到近20年不见，他还记得这个争分数的学生。
我念得最失败的是英文课。我在中学读的英文课本是轶事之类的故事书，文法没有学好，只会背几页书。大一时的英文老师是华侨司徒月兰，她教的是19世纪文学评论。我压根儿没学过什么19世纪的英国文学，怎么也读不懂这本书。司徒先生上课不说一句中文，常叫学生回答问题，特别是要学生用英文讲解某个生字的意义。我邻座的万家宝面无难色，应对如流，我可不能。于是我每次上课前必须把生字的同义语从词典上查出来注在书上，以备抽问。可是，司徒先生见我底子差，就问我最简单的字，如“stand”、“say”这一类的同义词。这下可糟了，我查同义词时并未想到竟问容易的，全查了那些难的!所以就更答不出了。二年级的英文是她姐姐司徒如坤教，读一本传记，容易多了，我才放心不少。这说明“高攀”是不适宜的，按自己水平循序渐进地学，才会有收获。
瞿兑之先生教我国文，这期间倒有一件故事。瞿先生是训诂学家，一次下课把我留下问我：“你的名字是一个白字，不见经传，但我了解你父母都有学问，怎么给你取这样一个名字?”我也知道我的名字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到。回家问父母，他们都否认是自己取的。我是家里第八个孩子，又是第六个女孩，叫什么名字，父母其实并不关心。后来才知道，在父亲出外工作，我上幼儿园时，是哥哥按姐姐们都是“鸟”旁排行给我胡取的，多半是以为（受鸟）字代表羽毛漂亮的绶带鸟。
三、理科师生同乐会
一年级时，我们参加了两三次理科师生同乐会。同乐会是学生主办、请老师们参加的一个娱乐会。平时老师们教课严肃认真，学生们对老师毕恭毕敬。可在同乐会上，我们可以没大没小、任意顽皮，老师们也如家人父子，和我们一起开心玩乐。现在我记述两次同乐会的内容，以见70年前师生关系的一个侧面。
在一个同乐会上，除理科四系老师外，还请了商科的何廉老师。何老师彼时新婚不久，夫人姓余。会上姜立夫先生出了个谜语：“Imaginenary num-ber。”女同学叶恭绍马上猜着了，怕别人抢先，一口气说：“Imaginenary num-ber是虚数，虚数是i，i是我，我是余，余是何师母。”说完后，自觉失言，羞得不得了。师生都不免哈哈大笑，真达到同乐的目的了。
另一个同乐会上，卞学瑾、卞学钧姊妹和几个女同学编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大狗传”。大狗是一个极知名的男同学的外号，他功课好、人缘好，同学们当面背后都叫他大狗，他也不生气。这篇文章编了他很多故事，也编进了一些与老师同学名字谐音的字眼，如吴大人(吴大任)、姜立夫人(姜立夫)、饶毓太太(饶毓泰)、张景太太(张景泰)、软贯柿子(阮冠世)等等。开会时，老师学生都到了。卞学瑾主持。在念这篇文章之前，她宣布：“我念到‘大狗’二字时，人人都要从座位上起来，自转一圈。”文章内容多半是给大狗开玩笑的，因此也多次提到“大狗”两个字，大家一听到“大狗”，就开心地起来转圈。一篇文章念下来，每人都转了若干次，也笑了若干次。等到文章念完，所有的人——包括老师姜立夫、饶毓泰，在开心之余，都发现自己被愚弄了!原来“传”与“转”同音，“大狗传”也就是“大狗转”——大狗才要转，每个与会者一听到人唤“大狗”就转，岂不都成了大狗了!事隔70年，想来仍不禁莞尔。(参加这会的人，现在还有吴大猷、陈省身和我健在，都90岁开外了.)
四、男女同学之间
那个时候，男女学生交友恋爱是无形的。我不记得见过拉着手、搂着腰或在僻静处促膝谈心的男女同学。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们管物理实验的老师走了，四年级的吴大猷代管实验。做实验的学生只有我和阮冠世两个。吴大猷背着我写条子约会阮冠世，而阮冠世却背着吴大猷给我看条子，要我陪她去赴约。我摆脱了她的纠缠，逃回市里哥哥家。晚饭后回校，阮正和吴在校门外桥上等我呢。从此以后，吴常找她，但只能在宿舍门口谈话，因为宿舍无会客室，男女学生又互不被允许进入对方的屋子。他们这样很不方便，所以每次两人约会，总拉两三个“萝卜干”，那就是和我、二年级的叶恭绍还有四年级的杨照，常常浩浩荡荡很惹人注目地四五个人去校内小铺吃点水果，之后再在校园里转上一转。叶和杨还不知道吴、阮的关系，跟着一起玩。后来知道了，就在宿舍里跟阮冠世开玩笑。第二天饶师母告诉我，你们谈话我们都听见了。原来我们的窗正对着他们的窗，听得很清楚，这一下饶先生才知道他的两个高足在搞恋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