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汉英，江苏苏州人，祖籍江苏江宁。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，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、我校数学系。
一
1938年我中学已经毕业，因抗日战争爆发，苏州沦陷，学业无法继续，所以由苏州到上海叔父家，再转赴福建报考大学统一招生。当时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在福建的考区设在南平，因此我从福州到南平参加考试，考后，住在长乐的姐夫家等候发榜。不久发榜，我被录取于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。
当时前往昆明的路线有两条:一条走滇越铁路，由福州海路到香港，转赴越南的海防，然后由滇越铁路到昆明;另一条走内陆，十分不便，但路费较为便宜。我为了省路费，选择了走内陆。在福建的时候，结识了三个一同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同学，其中一个考取的是中央大学，一个是浙江大学，另一个是中正医学院。我们四个人相约搭伴同行。我们从福州乘汽车北行，路过浦城到江西和浙江交界的江山，然后从江山经浙赣铁路，再湘赣铁路西行，经株洲到衡阳。这段路因为正值长沙大火之后不久，火车站秩序很乱，无处买票，也不查票。我们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，只要是向西走的，就爬上去。车上很多从前线分散下来的伤兵，带着拐杖，挂着绷带，其状很是可怜。每到一站，下车在附近找个茶馆买点饭吃，再到车站等下一列车，再爬车，再走。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走。火车快到衡阳站时，遇上日本飞机轰炸，火车停在站外好长时间，等铁路抢修好了才进站。
衡阳离前线距离较远，火车站秩序正常，不像前面那些站那样乱了。当时，又正好赶上从衡阳到桂林的湘桂路建成通车，所以我们比较顺利地从衡阳到了桂林。可是美中不足，我们人到了，而交站托运的行李却没有到，一直到我离开桂林都未能领到行李，直到我已在联大报到上课两个月光景，才由我在桂林托付的朋友领到，由邮局寄来。据说是因为湘桂和粤汉两个路局在联运问题上扯皮闹矛盾，以致我的行李压在衡阳站长时间不得启运。
到桂林后，我们四人因去向不同而分手了。在桂林，我住在青年会办的流亡青年寄宿站。那是一个大通间，放着二十多张床，凭证件可以免费寄宿。四人分手后，我正为孤单一人怎么走下一段路程而发愁，真巧，这时在寄宿站遇见了也是去联大算学系的廖山涛(院士、北京大学教授)。他是刚从湖南衡山家里出来，也住在寄宿站，这样我们二人都有了同行的伙伴。
到桂林时，我们一停停了一个多月，住在寄宿站，吃饭在马路边小摊上买点什么对付，不断地跑火车站，打听行李的消息，又跑汽车站试着买去贵阳的车票。桂林当时是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，由桂林到贵阳，然后去重庆或昆明，差不多是必经之路。桂林到贵阳的运输十分拥挤，车票很难买。在售票处，人们一大早坐在门外等候，一开门，就蜂拥而入，没命地向前挤，争着购票。在购票处，我们碰到去联大外语系的许渊冲(著名翻译家)。他高高的个子，有力气，能挤，居然买到票了，我们只能自叹不如。在桂林遇到过日机轰炸，那时防空设施很不健全，我们只是就地找个地方躲躲。
在桂林也不能久等，担心超过学校报到的限期，影响入学。因此，决定人先走，不等行李，把行李托给我姐夫在桂林的一位朋友代领。同时，改变去昆明的路线，走另一条迂回又费钱的路线，去柳州、南宁，再到中越边境的龙州，出睦南关(现名友谊关)到越南的河内，再经滇越铁路到昆明。这条路线一路顺利，我们终于在限期前赶到学校，报到入学。
二
西南联大实施的是通才教育。无论文(包括法商)科、理科还是工科，在一二年级阶段都要学许多公共课。我一年级时，所学公共课就有四门。大一国文由刘文典、浦江清、余冠英等好几位教授讲授，他们每人讲2-3周，各讲一个专题。刘文典先生讲课有其特点，夹着一个白布包，说是白的，其实已经脏得看不出布纹了。打开布包，拿出书和资料，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。刘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。英文是潘家洵先生讲的，中国通史是雷海宗先生讲的，普通物理是郑华炽先生讲的。本系课只有一门，微积分，是姜立夫先生讲的。姜先生讲课生动，他是浙江人，因为浙江口音重，讲课常夹带着一些英文，这样学生倒更容易听明白。记得有一次，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函数、极限等已讲过去四、五周了，姜先生忽然在课堂上提问“什么是函数?它的定义上怎么说？”大家一时不知怎么答才好，好像最后是杨振宁(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)给出了满意的回答。姜先生富有教学经验，知道学生的弱点所在。我们关于函数尽管可以做过不少计算，而对它的概念却往往忽略。姜先生这一提问，促使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，注意基本概念的学习掌握，有很大的作用。
二年级时，各系开始更多地学习本系专业课程。算学系是三门重点专业课，通称“三高”，即“高等微积分”、“高等代数”、“高等几何”。当时，有一种说法，学生要这三门课通过了，才算是“入系”了。记得“高等代数”是程毓淮先生讲的，后边三、四年级时的“近世代数”课也是程先生讲的。程先生是留德的，是联大算学系当时年级较轻的教授之一。他讲课的特点是，分析周密，论证严谨，深受同学的欢迎。外系课，我们也学了“经济学概论”，是陈岱荪先生讲的;“普通化学”是高崇熙先生讲的。在二或三年级还有第二外语德文，是冯至先生讲的，“逻辑学”是王宪钧先生讲的，“理论力学”是周培源先生讲的。
综观一、二年级所学的课程，本系课除上述四门外，再有一门一学期的课程“方程式论”，是杨武之先生讲的，而外系课都有七至九门之多，其中文科方面课五至六门，理科方面课二至三门。一、二年级是大学四年中学习基础课的重要阶段，由以上本系课和外系课的安排情况，可以看出联大通才教育在算学系的概貌。另外，那时不论本系课还是外系课都是教授讲授，说明联大对基础课的教学何等重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自己以为外系课对学数学关系不大，采取应付的态度，没有好好去学，实在可惜，也不应该，有负于讲课的先生。
三、四年级时，大都是本系专业课和选修课，外系的课很少。印象深的有:陈省身先生讲的“微分方程式论”。陈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国际数学大师。那时，陈先生已是崭露头角的年轻教授，他讲课层次分明，说理透彻。常微分方程式论中的重要定理，解的存在和唯一定理，他用Picard逐步逼近法讲得十分精彩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另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江则涵先生讲的“点集论”课。听说江先生是接到国外寄来的一本新书Newman著«Topology of Plane Sets»后，用这本书的材料开这门课的。学了这门课，同学们都感到收获很大，数学分析中的许多概念因之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。无独有偶，后来听说吴大任先生在四川大学曾接到陈省身先生寄他这本Newman著的新书，吴先生也用这书的材料在川大开课讲授。由此可以肯定，江先生收到的书也是陈省身先生寄的。
四年级下学期，系办公室突然通知，说部(国民政府教育部)里指示，毕业生必须作毕业论文，并要我们自己去找论文指导教师。我因对代数比较感兴趣，就去请程毓淮先生指导。承程先生应允，给了论文题目并指定了几篇文献。当时，联大图书馆没有数学期刊，期刊都归三校各自所有，为防日机轰炸受损(联大图书馆、学生宿舍和教室都受到过日机轰炸)，存放在昆明郊外西山半山腰华亭寺旁边的一个小屋内，不能借走，只能就近阅读。我为此在华亭寺租了间小屋，借些炊具，借出期刊，在小屋里独自一人日夜抄录文献。在山上住了四五天，这几天对我困难最大的是每日的饭菜要自己做。我对做饭、炒菜毫无经验，从未自己独立做过，现在自己动手去做，其狼狈难受之状可以想见。下山回校后，阅读抄录的文献，分几次向程先生报告文献的主要内容，程先生也不时提些问题，最后写了一篇综合性报告权作毕业论文交了卷。毕业后工作，第一年在联大附中教书，第二年起回联大做助教，教先修班数学。这段时间，我的学习兴趣仍在代数方面，常去程先生家求教，程先生也不时给我一些资料阅读，直到1945-1946年间，程先生应美国大学之聘，全家赴美。此后，直到文革以后，改革开放，恢复对外交流，才和程先生恢复联系。1980年左右，程先生回国讲学，曾应邀来我校讲学，我系也曾派教师去程先生所在大学进修，请程先生指导。程先生身在美国，心系祖国，对祖国的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。
回忆联大的八年，处在战争年代，物质条件十分艰难，而学校在办学上却成绩卓著。我想其重要原因，当是联大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的师资于一校，大师如云，力量雄厚。又三校的联合，真正做到了共体时艰，共渡国难，团结无间，充分发挥了三校的力量。其次，联大的学风提倡自由发展，教师授课，可以自己安排内容、方式和进度，没有统一教材、统一大纲等的约束。提倡学生自学，学生有充裕的自学时间，这样，有利于教和学，发扬其特长。
在联大，政治空气浓厚，学生组织的社团、壁报十分活跃，学生运动不断，身历其境，不能不受到教育。联大的八年，对我一生在为人和为学两个方面，都有深远的影响。那段生活，尽管物质上十分艰苦，但精神上十分充实，心情舒畅，生活愉快，至今每一忆及，十分留念。（王昊整理，自我校出版社《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》）
